时习之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习近平指出必须始终坚持这一政治站位

或许就是因为这两根柱子太好用了，人们才不愿意轻易放弃，或者说已经缺乏寻找下一根柱子的勇气了。

天下大势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会成为主流。所以既要正视问题，还要实事求是。

我还跟她说，这篇采访肯定发不出来，但没有关系，慢慢来。据一位经济学家朋友说，那一次涨价，就让农民收入翻了一两番。可惜，地主资本家=效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公式成为了中国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本来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也都推给了所有制，结果使改革走了弯路，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而在日本的汽车制造厂，效率则跟技工与工程师之间较为平等的关系成正相关，因为技工有了主人翁感就特爱搞点小改进，比如车身的某条曲线什么的。有人叨叨还这样，没人叨叨就更不知道成啥样了。

城市工业的组织规模跟农村有天壤之别。我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仪表厂当车工，当时干私活、泡病假是很普遍的事，劳动积极性不高，效率不打折扣才怪。国内政策是使GDP增速下降的最大因素。

很多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他指出：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廉价资金是导致投资过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央行已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纠正，方法是增加市场力量对利率和汇率的作用。然而实际上，去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历史高位——49%，这个数字在1990年约为32%。

该桥共有六车道，长达42.5公里，足够横跨整个英吉利海峡还绰绰有余。同时，监管机构命令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减少对国企的贷款，努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性的领域。

但即使目前中国经济只是温和下行——7.6%的GDP增速仍高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传遍了中国各地。大桥设计的日通车量为3万辆，但一家与政府有关系的建筑企业的一名高管表示，目前日通车量仅1万辆。但除此之外，任何具备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改善民生的事物都将得到政府鼓励。房地产施工速度快，但工程质量低劣，即便在最富裕的沿海地区也是如此。

在青岛，官员们私下里承认，建造这座世界最长桥梁是个错误。为了引导中国经济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中国政府进行了多管齐下的努力，这些改革措施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中国目前的资本存量，有近三分之二是在2003年以后积累的。担忧情绪的焦点并非中国用尽了优质投资机会，而是中国已经进行了过多劣质投资，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因此必须以经济急剧衰退的形式付出代价。

持这种看法的不只郭树清一人。每当需要刺激经济时，最常用的手段仍然是以投资为导向。

被视为最坚定的改革派之一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月在一个金融会议上，措辞严厉地指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九年超过40%，世界其他国家尚无此类先例。

建这座桥是青岛党委一位领导的提议，之后这位领导就因腐败问题下课。目前官方媒体则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重走老路。5年前我们很难说服官员相信过度投资是个隐患。建筑企业的亏损不断扩大，股票市场持续疲软，很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政府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冷静。

青岛跨海大桥连接的是青岛中心城区与郊区。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明显仍然需要增加投资。

受政府对失控的房地产投资踩刹车影响，建筑业景气度下降。主要领导人不希望经济增速猛然下降，因其将导致失业问题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中国南部毗邻澳门的珠海市是最新一个试图突破中央对房地产行业限制政策的城市。不过，推行必要的改革则是另一回事。

2009至2010年间的4万亿元人民币（合5850亿美元）刺激计划使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脆弱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不温不火的经济增长也许看似不受欢迎，但另一种情境更令人担忧。这一届领导人和他们的继任者都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持谨慎态度——除非现行体制真的不行了，不然为什么要改变？香港咨询公司丝路顾问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的创始人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人们寄望新一代领导集体挑起改革的重任，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数字也仅达到40%。

如果中央政府现在不引导经济增速温和放缓，未来几年随着劣质投资项目持续积累而导致经济崩盘的可能性将显著扩大。除这座大桥以外，跨海交通通道还有一条海底隧道、几条轮渡路线和一条沿着海岸线建设的高速公路。

任何人只要去中国各地走走，就会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在房地产领域，浪费现象更加严重。

今年的经济复苏将以未来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为代价。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北京经济学家、现供职于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位于香港的智库机构）的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这种模式带有惯性，只有拿出非常大胆的改革措施，才有可能令这种模式出现大的改变。

但政策手段的强硬程度或较有限。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温家宝讲话的重心也开始由推行结构改革转向促进投资，中国目前面临再次走上老路的危险——这条老路，就是几个月前温家宝所说的死路。这名要求隐去姓名的顾问说：如今他们都同意这一点。温家宝的讲话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中央政府已做好准备再次发动投资引擎，大型资本支出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获准启动，政府还将动用国有银行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政府一直在谈要控制投资、鼓励消费，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师指出，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处理此次政策方向调整。

今年中国政府面临每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因此格外注意将各种问题最小化。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简称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平衡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

即我们不应仅关注短期内的经济增速放缓。新华社在5月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